第三十九章 年关
十二月的江城，冷得刺骨。
风从街角灌进来，卷着枯叶和煤渣子，打在”炜杰百货”的木板门上。我站在柜台后面，把军大衣裹紧了些，脚边放着搪瓷盆，里面是烧得半红的炭火——煤球炉子不能往屋里搬，怕一氧化碳中毒，就靠这盆炭火取暖。
棉门帘被风吹开一角，露出空荡荡的街道。行人缩着脖子，手插在袖筒里，匆匆走过。
“老板，针线怎么卖？”
一个中年妇女掀开门帘进来，带进一股冷风。我起身：“五毛一包。”
她挑了两包针线，看了看货架上的纽扣，摇头走了。营业额加一块。
这是今天的第十笔生意。我从柜台下面抽出父亲的笔记本，用圆珠笔记下：“12月18日，针线2包，1元。”
上个月这时候，一天还能做五六十块。刚才算了算，今天总共三十六块五。算好的了，有几天连三十块都不到。
我对着油灯的光，一笔一笔加。日均营收按三十五块算，一个月一千出头。房租二百五是死钱，进货成本压到五百块——我只保留针线、顶针这些刚需货。净利还能剩三百左右。比旺季少一半，但不赔钱。
我把笔记本摊在柜台上，望着货架，忽然想起一件事。
淡季不能干耗着。
我拿出一叠裁好的牛皮纸，把货架上的货一件一件清点：货名、数量、进价、售价、毛利——写在牛皮纸上，贴在货架内侧。又把柜台下面那摞进货单据翻出来，按月份分类，用细麻绳扎好。
父亲的笔记本也从流水账改成了分类账。收入一页，支出一页，库存一页。每天晚上关店后，我对着油灯，一笔一划地填。
这让我想起小学课本上的四个字：日积月累。
现在看着没用。但总有一天，这些数字比人可靠。
二
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踩着积雪走进大杂院，远远就闻到糯米和红枣的甜香。母亲站在灶台边蒸年糕，笼屉上汽，白雾从锅盖边溢出来。
“来得正好！”母亲掀开锅盖，热气冲天而起，“把年糕端出去。”
我端起竹篾编的大圆簸箕，把年糕一块块码上去。年糕还是热的，软乎乎的，表面印着红枣花。
院子里，父亲站在木凳上贴春联。红纸黑字，他自己写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右手捏着春联上角，左手端着糨糊碗。受过工伤的手抖得厉害，糨糊涂到纸边上，他忙用袖口去擦。
“爸，我帮你。”
“不用。站远点，挡光。”
门帘一挑，炜婷冲出来。她穿了我给她买的红色新棉袄，映着白雪，像一团火。她在院子里转圈，辫子甩来甩去。父亲在凳子上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
“别摔了！”母亲从厨房探出头，“炜婷，别闹！”
炜婷吐了吐舌头，跑来帮我端年糕，把脸凑到簸箕上猛吸气：“好香！”
年夜饭摆在小方桌上。煤炉子上炖着白菜豆腐汤，一盘红烧肉，一盘酸豆角。父亲从床底摸出江城大曲，倒了一小杯。
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脸很快红了。他看我一眼：“今年……店里怎么样？”
“还行。”我夹了筷子白菜，“能过。”
父亲点点头，没再问。
母亲说：“过年了，别老想着生意，歇几天。”
“嗯。”
我低头扒饭。嘴里是热的，心里记着——不能歇。顾明远过年不打烊，陈婉清还在江城。冬天一过就要备春货，我没有过年的资格。
饭后，父亲从衣柜深处摸出红包纸，塞了两块钱进去，递给炜婷：“压岁钱。”
炜婷打开一看，从凳子上蹦起来：“两块钱！”
她把钱举过头顶跑了一圈，又小心叠好，塞进棉袄内袋，用手按了按。
我看着她笑红的脸，想起前世——炜婷把高中课本锁进抽屉，去了深圳流水线。她说：“哥，咱家供不起两个人。”
今生不会了。我把碗里的汤喝完。
腊月二十六，苏晓棠来了。
她扛着一个大麻袋推门进来，带进一身寒气，眉毛上都挂着白霜。这是最后一批棉衣，冬货清仓。
“二十件，点点。”她把麻袋卸在柜台边，拍了拍肩膀上的雪。
我解开麻袋翻看。新棉花填充的，针脚细密，比市场上那些掺黑心棉的强得多。我点完数，把钱递过去。她没接，先弯腰揉了揉膝盖——麻袋沉，压得她腿有些麻。
“你数数。”我把钱往前递了递。
“不用数。”她接过钱，没点数，直接塞进了棉袄口袋。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东西，递过来。
“给你的。”
我接过来——蓝色棉布，叠得方方正正。展开一看，靛蓝底，右下角绣着两个小小的字：平安。针脚细密，凑近看能看出绣线有细微的粗细变化，是手工绣的。
“你自己绣的？”
她把一缕头发别到耳后：“嗯。算是……还你的人情。”
“八十块的手帕？”我笑了。
她也笑了，露出一边的酒窝：“手艺人的手帕，不止八十块。”
说完转身拉开门帘，走进外面的风雪里。门帘落下，带进一股冷风，把我手里的手帕吹得卷了个边。
我站在门口，捏着那块布。不是什么贵重料子，就是普通的棉布，但被她的体温焐得温热。在这个人人缩着脖子、呵气成冰的冬天，有人花了好几个晚上，一针一线绣了两个字——平安。
我把手帕叠好，放进军大衣内口袋。
不是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是暖的。像炭火盆边上那一点余温，正好够挨过最冷的时候。
除夕夜。
我让赵强回家过年，自己守店。街上没有一家铺子开门，“炜杰百货”的煤油灯是唯一亮着的光。
我坐在柜台后面，听着远处偶尔炸响的鞭炮声。有人在放二踢脚，“砰——嘭”两声，间隔刚好。更远的地方，有孩子在喊：“过年喽——”
我拿出父亲的笔记本，从第一页翻起。
“6月18日。辞职。”
“6月20日。收铜，本钱二百一十元。”
“7月。铜价涨，净利三百。”
“8月。转型小商品，阿黄供货。”
“9月10日。’炜杰百货’开业，首日营收八十七元五角。”
“10月。周明远来，郑东海。”
“11月。店被砸。”
“12月。冬天。”
油灯的光把我影子投在墙上。我翻到最后一页，提笔写下：
“1991年，要做什么？”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合上笔记本，贴胸收好。
窗外忽然一亮。远处升起烟花，在夜空中炸开，金色火星四散而下，像一把散开的稻种。又一朵，红的，绿的，把半边天映亮了。
1990年过去了。
我站起身，把炭火盆里的余烬倒掉，吹灭煤油灯，锁上门。钥匙在锁眼里转两圈，咔嗒一声。
街上空无一人。积雪被踩实了结着薄冰，每一步咯吱作响。我裹紧军大衣，把笔记本往怀里按了按，朝父母家走去。
年夜饭应该还热着。至少今晚，我可以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饺子。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