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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他知道你家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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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局查封化肥厂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江城传开了。
    城东老街口那棵老槐树下,贴了一张红纸公告,毛笔写的,墨汁还没干透。几个穿蓝布褂子的街坊围着看,识字的老张头正大声念:“经查,城东化肥厂仓库内存放大量假冒伪劣商品……涉及省城东海贸易公司……”他不念了,回头跟身后的人说:“省城的公司?那来头不小啊。”
    “听说这批货值好几万呢。”
    “好几万?那够枪毙了吧?”
    “跑了一个,叫孙什么的。”
    我推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没停。红纸黑字在晨光里格外刺眼,像一道新鲜伤口。有人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又迅速转回头去。谁也不知举报的人是谁,但有个消息在传——有人把省城来的大货主给捅了。
    红旗集市比往常热闹。我刚把”优品便民摊”的纸壳招牌支起来,就发现今天围上来的人不太一样。以前多是图便宜的大婶,今天多了几个穿工装的男人,还有戴手表的。他们不光看,还问:“你这货跟化肥厂那批是一家的不?”
    “不是。”我把一个不锈钢盆拿出来,底朝上,“看,上海产的,有钢印。”
    那人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掏出钱买了两个。一上午下来,我备的货卖出去了七成,比平时多一倍。纸壳招牌上”优品”两个字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但记住了它的人越来越多。
    可我清楚,这不是赢。这只是郑东海还没动手。
    下午三点,我收摊往回走。拐进住的那条小巷,远远就看见巷口停着那辆浅灰色北京吉普。车牌是省城的,四个圈的车标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周明远站在车旁边,穿了件米色风衣,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他不是一个人——身后站着三个男人,都穿黑夹克,双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像三棵树。
    我把自行车支好,锁上。锁头”咔哒”一声响。
    “炜杰,”周明远把烟别到耳朵后面,“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什么意思?”
    “聪明人应该知道,有些事情不该管。”他往前走了两步,皮鞋踩在青石板上,“咔、咔”两声。“工商局那帮人,查得了一时,查不了一世。那批货值多少钱?对你来说是天文数字,对郑总来说——”他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很小的距离,“九牛一毛。”
    我没说话。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隔壁院子里的煤球味。
    周明远又近了一步,声音压低了:“郑总让我给你带个话。他说,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冲劲用错了地方,就是鲁莽。”
    “我做的正经生意,卖的是真货。”我说,“他要是正经做生意,我欢迎。他要是卖假货——”
    “举报?”周明远笑了,露出整齐的牙齿,“炜杰,举报有用的话,要人情干什么?”
    他忽然收起笑,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爸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了吧?快退休了。你妈在街道工厂糊纸盒,一个月挣多少钱?四十?五十?你妹妹在二中读书,成绩不错,对吧?”
    我的手指攥紧了自行车钥匙。金属齿硌进掌心,疼。
    巷子很安静。那三个穿黑夹克的男人没动,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只有周明远的声音,像钝刀子割肉:“话我带到了。”
    他转身走向吉普,拉开车门,又停住,回头看我一眼:“郑总还说了,年轻人有手艺是好事。但手艺保不了全家。”
    吉普车发动,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扬长而去。
    我站在巷口,手里还攥着那串钥匙。指节发白,手心有四个深深的印子。
    锁好自行车,我骑上往父母家去。
    父亲不在,厂里加班。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见我进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没出摊?”
    “收了。”我接过她手里的竹竿,把被子搭上去,“妈,最近……要是有人来找你们,说是什么生意上的事,别理。”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她没看我,继续抻被角:“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穿得多好,说得多好听,都别理。”
    她终于转过头看我。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我看不清她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她说:“知道了。你自己呢?”
    “我没事。”
    母亲没说话,进了屋。我听见抽屉响,又听见她走出来。她手里攥着一个蓝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一块的两块的,用橡皮筋捆着。
    “这是你这些年拿回家的,”她说,“我都存着。你拿去用。”
    “妈,这钱你留着。”我把布包推回去,“我用不着。”
    她没再递过来,只是把钱重新包好,塞进我手里。布包上有她的体温,还有一股樟脑球的味道。
    我没接稳,钱掉在地上,散了几张。我蹲下去捡,她也蹲下去捡。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她的手粗糙,指腹上有糊纸盒磨出来的老茧。
    “走吧,”她说,“天要黑了。”
    我离开父母家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老式汞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在地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
    路过街角的小卖部,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摆在柜台上,天线抻得老长。里面正在播新闻,一个穿西装的女主持人说:“省城东海贸易公司近日完成多笔大宗物资交易,年营业额突破五百万元……”
    我停下脚步。
    画面切到一个剪彩现场。红绸子,金剪刀,一群穿西装的人站成一排。中间那个人五十来岁,国字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对着镜头笑。他旁边站着穿警服的,穿工商制服的,还有穿军装的。
    字幕打出来:郑东海。
    五百万元。九十年代初的五百万。那是什么概念?一条街上所有人加起来,十辈子也挣不到。
    我举报的那批假货,连他指甲缝里的一点泥都算不上。
    电视画面跳了一下,切到下一条新闻。我站在原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汞灯的滋滋声混在一起。
    不知过了多久,我转身离开。
    回到住处,推开门,屋里一股闷味。我白天出门时锁了门,现在锁还是好的,门也关着。可桌上的东西有人动过——我出门前把一个搪瓷缸子放在桌角,现在它在桌子中间。
    桌上多了一张纸条。不是从门缝塞进来的——是有人进过这个房间。纸条上的字是打印的,方方正正:
    1990年10月15日。省城。白云茶楼。郑东海。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的路灯透过玻璃照进来,在纸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影子。
    1990年10月15日。
    这个日期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脑子里。前世这一天——省城出了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包括我。
    我叠好纸条,塞进裤兜。屋里没有开灯,我坐在黑暗里,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不是威胁。是邀请。郑东海要见我。
    我把搪瓷缸子重新放回桌角,摆得端端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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