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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世:太行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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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18日,晨6时15分,山西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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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
    林征醒来时,第一个感觉是左小腿传来的痒。不是蚊虫叮咬的那种刺痒,而是伤口愈合时新肉生长的、钻心的痒。
    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土坯房的炕上。阳光从糊着麻纸的窗户透进来,在坑洼不平的泥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空气里有草药的苦味,还有淡淡的血腥气。
    他试着动了一下左腿。
    疼,但能忍。伤口的痒和疼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感觉。
    记忆涌来:
    陈树生。
    二十二岁。
    山西太原人。
    师范学校毕业。
    三个月前参加的八路军。
    现在是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的一名战士。
    左腿是三天前在平型关撤退时被流弹擦伤的,伤口感染,高烧了两天。
    林征——现在是陈树生了——撑着坐起来。土炕上还躺着另外三个伤员,都裹着脏兮兮的绷带,一个在睡觉,两个在小声说话。
    “树生醒啦?”靠窗的伤员转过头。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右臂吊着,脸上有好几道结痂的划痕。
    “嗯。”林征应了一声。陈树生的声音温和,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清晰吐字。
    “可算退烧了。”老兵咧嘴笑,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豁口,“你这学生娃命大,高烧四十度,老刘头都说你可能挺不过来了。”
    老刘头是村里的土郎中,也是八路军的义务卫生员。
    林征低头看自己的左腿。小腿上缠着灰布条,布条上渗着黄褐色的药渍。他伸手摸了摸,伤口应该已经结痂了。
    这是第一次,他醒来时不是在战斗状态,而是在养伤。
    存活时间:从陈树生参军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这是目前为止最长的一世。
    “班长呢?”林征问。
    “带人下山了,弄粮食。”老兵压低声音,“鬼子把山下几个村子的粮都抢光了,咱们断粮两天了。”
    林征沉默。
    陈树生的记忆告诉他:这是1937年10月,太原会战正在激烈进行。他们这个独立团在平型关战役后撤到五台山地区休整补充,但补给极其困难。
    门外传来脚步声。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掀开草帘子进来,手里端着个粗陶碗。是村里的李大娘,这些天伤员都由她和几个妇女照顾。
    “娃醒啦?”李大娘看见林征坐起来,脸上露出笑容,眼角堆起深深的皱纹。她把碗递过来:“喝口粥,刚熬的。”
    碗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粥,几片不知名的野菜叶子浮在表面。
    林征接过碗,道了声谢。
    李大娘摆摆手,转身去看其他伤员了。
    林征慢慢喝着粥。粥很烫,野菜带着苦味,盐放得很少,但这是他这些天来第一口热食。
    陈树生的身体本能地渴望着食物。胃在抽痛,是长时间饥饿后的痉挛。
    喝完粥,林征试着下炕。左腿还有些软,但能站住。他拄着炕沿走了几步,来到窗边。
    窗外是典型的山西山村景象:土坯房依山而建,院子里堆着柴火,几只瘦骨嶙峋的鸡在刨食。远处是连绵的太行山脉,秋日的山峦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黄色和褐色。
    和平。
    这一刻,竟然有种诡异的和平感。
    如果不是空气中隐约飘来的焦糊味,如果不是远处偶尔传来的零星枪声,如果不是村里那些空了一半的房子。
    “树生,来,坐这儿。”老兵拍了拍炕沿。
    林征走过去坐下。
    老兵从怀里摸出个烟袋,塞上烟叶,却没点火,只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没火镰了,”他苦笑,“上回转移时掉了。”
    林征看着老兵。这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右臂是在湘江战役时受的伤,骨头没接好,落下了残疾。本可以在后方工作,但他坚持要上前线。
    “老马,你说……”林征开口,用的是陈树生习惯的语气,“咱们能坚持多久?”
    老马——老兵姓马——沉默了。他把烟袋在手里转了几圈,才说:“多久都得坚持。咱们退了,老百姓咋办?”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沉重的责任。
    陈树生之所以参军,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师范学校的学生,原本可以教书育人,过安稳日子。但鬼子来了,学校炸了,老师死了,同学散了。
    他记得离校那天,老校长站在废墟上说:“国之不国,何以教书?同学们,各寻前路吧。”
    于是陈树生投了八路军。
    不是为了报仇——他家人在太原陷落前就逃到西安了。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八路军官兵平等,只有责任没有特权。
    他只是觉得,这个国家不该这样。
    林征感受着这份情感。和陈树生的记忆融合得越深,他就越理解这个年轻人:理性、温和,但骨子里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倔强。
    下午,班长回来了。
    班长叫王大山,二十五岁,河南人,也是老红军。他带回来半袋小米,还有几个冻硬了的红薯。脸色铁青,身上有血。
    “咋了班长?”老马问。
    “***汉奸,”王大山把粮食往地上一扔,“带鬼子搜山,把咱们藏在山洞里的粮食挖出来了。老赵他们几个……没了。”
    土坯房里一片死寂。
    没了。
    这个词在战争中意味着死亡、失踪、或者被俘。但无论哪种,都意味着再见不到了。
    “粮食呢?”一个伤员哑声问。
    “抢回来一半,”王大山抹了把脸,脸上的泥土和血混在一起,“用三条命换的。”
    又是一阵沉默。
    林征看着那半袋小米。粗布口袋,最多二十斤。二十斤粮食,三条命。
    这就是敌后根据地的现实。
    “树生,”王大山突然看向他,“你腿能走了不?”
    “能走。”林征说。
    “那好,明天你跟老马转移。”王大山说,“这里不能待了,鬼子肯定还会来搜。咱们得往深山里撤。”
    “班长你呢?”
    “我留下断后,把痕迹处理干净。”王大山咧嘴笑,笑容很苦,“放心,死不了。”
    林征知道,班长是在说谎。断后的人,活下来的几率不到三成。
    但他没说话。陈树生不会说破,八路军里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有些任务,就是去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之前能换多少。
    夜里,林征睡不着。
    他躺在炕上,听着旁边伤员的**,听着窗外的风声,脑子里却在整理这几个月来的记忆。
    陈树生是个细心的人,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条件艰苦,但他还是用铅笔头在废纸上断断续续记了些东西:
    9月25日,平型关。第一次打仗,吐了。但赢了。
    10月3日,撤退。伤,发高烧。
    10月12日,李大娘用最后半碗米熬粥给我喝。她孙子饿得哭。
    10月15日,教村里孩子认字。五个字:中国、八路军。
    10月17日,粮食没了。
    这些零碎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普通八路军战士的日常:战斗、转移、饥饿、伤病,还有在绝境中依然坚持的“教育”。
    教孩子认字。
    在随时可能死亡的战场上,在食不果腹的山村里,陈树生依然觉得,孩子们应该认字。
    林征忽然想起李振良。那个学生兵也相信,知识是有力量的。
    也许陈树生就是李振良的另一种可能——如果李振良活下来,如果没有战争,他也会成为一个老师,教孩子们读书认字。
    但战争没有如果。
    第二天一早,转移开始了。
    林征的腿还有些瘸,但能走路。老马的胳膊吊着,用左手拄着根木棍。除了他俩,还有两个轻伤员,以及村里的五个孩子——都是父母被鬼子杀害的孤儿。
    李大娘把他们送到村口,往每个孩子怀里塞了个煮熟的土豆。“跟着八路叔叔走,听话。”她挨个摸孩子的头,眼睛红着,但没哭。
    最小的女孩,大概五六岁,抱着李大的腿不撒手:“奶奶,你也走……”
    “奶奶老了,走不动了。”李大娘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擦去女孩脸上的泪,“丫丫乖,跟着陈老师,学认字,长大了给奶奶写信。”
    陈老师。
    村里人都这么叫陈树生。
    林征看着这一幕,胸口像堵了块石头。
    转移的队伍钻进山里。山路崎岖,秋日的太行山已经有些冷了。落叶铺满了小路,踩上去沙沙作响。
    林征牵着丫丫的手,小女孩的手很小,冰凉。
    “陈老师,”丫丫仰头看他,“咱们去哪?”
    “去安全的地方。”林征说。
    “那还回来吗?”
    “……回来。”
    “什么时候?”
    林征答不上来。
    陈树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走了大半天,中午时分,他们在半山腰一个山洞里休息。王大山留下的粮食不多,每人分到一小把炒米,就着山泉水咽下去。
    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叫,但都没哭闹。这些战争中的孩子,过早地学会了忍耐。
    “树生,”老马凑过来,压低声音,“班长可能回不来了。”
    林征点点头。
    “你说,咱们这么坚持,有用吗?”老马看着洞外的群山,“鬼子那么多,装备那么好,咱们躲在山里吃野菜,能赢吗?”
    这个问题,李振良被问过,现在陈树生也被问到了。
    林征沉默了片刻。陈树生的记忆、李振良的信念、赵铁山的愤怒、张二狗的懵懂,都在这一刻交织。
    然后他说:“不是能不能赢的问题,是必须坚持的问题。咱们退了,丫丫她们怎么办?李大娘她们怎么办?”
    老马愣了愣,随即苦笑:“是啊,没得选。”
    下午继续赶路。
    傍晚时分,他们抵达了预定集合点——一个更隐蔽的山谷。已经有十几个战士等在那里,都是分散转移过来的。
    但没有王大山。
    天色渐暗,山谷里升起篝火。战士们轮流站岗,其他人围着火堆休息。粮食已经吃光了,大家只能喝热水充饥。
    丫丫靠在林征怀里睡着了。小女孩的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角,梦里还在喃喃:“奶奶……”
    林征抬头看星空。
    太行山的夜空很清澈,星星又多又亮。如果没有战争,这该是个美好的秋夜。
    他想起了张二狗,那个死在北大营月光下的少年;想起了李振良,那个相信“会赢”的学生兵;想起了赵铁山,那个用大刀砍了八个鬼子的沧州汉子。
    现在,他是陈树生,一个教孩子认字的八路军战士。
    四世轮回,四个不同的人,却都在做同一件事:在绝境中,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什么。
    深夜,哨兵突然发出警报。
    “有动静!”
    所有人立刻惊醒。战士们抓起枪,把孩子们护在中间。
    山谷入口处传来脚步声,还有日语的低语。
    鬼子追来了。
    “老马,带孩子们往后山撤!”一个干部下令,“其他人,跟我掩护!”
    “树生,你腿不行,也撤!”老马拽了林征一把。
    林征看了看怀里的丫丫,又看了看那些端枪准备战斗的战士。
    陈树生的腿确实不行,跑不快。但他识字,会教孩子,能把这些孩子带大。
    而掩护的战士们,可能都会死。
    “走!”老马推了他一把。
    林征咬牙,抱起丫丫,跟着老马和其他孩子往后山跑。另外两个伤员也跟上来,一个背着个七八岁的男孩,一个牵着两个稍大点的孩子。
    身后传来枪声。
    激烈的交火在山谷里回荡。八路军的装备差,但地形熟悉,利用岩石和树木做掩护,顽强阻击。
    林征拼命跑。左腿的伤口崩开了,血渗出来,每跑一步都钻心地疼。但他不敢停。
    孩子们在哭,但都忍着不发出太大声音——这是这些天陈树生教他们的:遇到危险,要安静。
    跑了不知多久,枪声渐渐远了。
    但危险还没结束。
    “那边!”一个伤员突然指向右侧山坡。
    几个鬼子从侧面包抄过来了!
    “分头跑!”老马嘶吼,“能跑一个是一个!”
    队伍立刻散开。林征抱着丫丫往左,老马带着两个孩子在右,两个伤员各自带着孩子往不同方向跑。
    鬼子分散追赶。
    林征拼命跑,但抱着孩子,腿又有伤,速度越来越慢。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钻进一片灌木丛,把丫丫藏在里面。“丫丫,别出声,等老师回来。”
    丫丫惊恐地瞪大眼睛,但点了点头。
    林征转身,从地上捡起一根粗树枝,站在灌木丛前。
    三个鬼子追了上来,看见他,停下脚步,端起了枪。
    林征看着他们。
    这一次,他没有武器,没有战斗力,腿还受了伤。
    但他是陈树生。
    是教丫丫认字的陈老师。
    是李大娘托付孩子的八路军战士。
    他不能退。
    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文喊:“投降!不杀!”
    林征笑了。他用尽力气,用最标准的普通话回答:
    “我是中国人。”
    然后举起树枝,像举着一把枪。
    枪响了。
    第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右肩,他晃了晃,没倒。
    第二颗子弹打中左胸,血迅速染红了军装。
    第三颗……
    林征倒下去。视线开始模糊。
    最后的60秒。
    他艰难地转头,看向灌木丛。丫丫的小脸在树叶缝隙间,泪流满面,但死死捂着嘴,没发出声音。
    好孩子。
    林征用最后的力气,对她做了个口型:
    “活下去。”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走马灯开始转动:
    太原的师范学校,窗明几净的教室。
    老校长站在讲台上讲《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
    离校那天,废墟上的告别。
    参军,领到军装,太大,李大娘帮他改小。
    平型关,第一次开枪,手抖得厉害。
    教孩子们认字,丫丫写得最认真。
    李大娘说:“娃,教孩子认字,是大功德。”
    刚才,丫丫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来?”
    也许回不来了。
    但总有人会记得,这里曾有个陈老师,教孩子们认过五个字:
    中国、八路军。
    那个意念如期而至:
    “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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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22日,夜9时08分
    死亡确认
    存活时间:2个月4天(从参军到死亡)
    最后选择:用身体掩护孩子,口型“活下去”
    死因:多处枪伤,失血过多
    击杀记录:无(此世未击杀敌人)
    遗言记录:“我是中国人”(普通话)、“活下去”(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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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生间隙:6.7秒
    这一次的漂浮,四份记忆同时涌现。
    张二狗的白面馍,李振良的“会赢的”,赵铁山的“给娘带话”,陈树生的“教孩子认字”。
    四种不同的生命,四种不同的死亡,四种不同的坚持。
    林征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正在发生某种质变。不再是简单的记忆叠加,而是开始形成一种……理解。
    理解这个民族在最黑暗的时刻,为什么还能坚持。
    因为总有人在守护着什么:一口饭,一个信念,一份孝心,一个孩子。
    然后,新的剧痛。
    更潮湿,更炎热,完全不同的环境。
    轮回第五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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