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高就
1991年国庆节前夕的一个傍晚，大姐骑自行车专程去城南金属压延厂宿舍找我，我不在家，她骑车回头赶往城关汽车站，一下把我逮了个正着。
我骑三轮车在城关车站载了一个客，大姐不住地打着车铃来到了我的车旁，嘎地一声在刹住了自行车。大姐叫我把车上的客人转给身旁的同行，说是有重要事情要对我讲。
大姐神采奕奕，对我讲述她已经替我把户口转到了他们一家人的户口薄上。文化程度一栏里填写为高中，婚姻状况一栏里，大姐替我填写：未婚。欺骗别人容易，欺骗自己难。大姐以为她是一个处处为我着想的皇上，臣弟我将会感激终生。殊不知我是一个老实人，在日后的社会交往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灵魂的煎熬：是对人吐出实情，还是始终隐瞒下去？
真是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好端端一个31岁的离异男人，农村流动人口变成了城市常住人口，而且堂而皇之的盖上了国家公安部门的钢印。我如同一辆被招回的破汽车，经过公司处理，又以崭新的面貌回到了市场上运行。外在的虽然改变了，但发动机没有改变。我依然是我！
我依然是我吗？
大姐对我说，招工的事也办得差不多了。大姐叫我国庆节过后，先到城东金属压延厂去上班。11月份可填表转为该单位的正式职工。城东金属压延厂是市里的重点国营企业。厂长王大祥是大姐的“老三界”同乡同学，算得上是铁哥铁姐们。在王厂长因涉嫌犯有重大受贿贪污罪被关进号子的时候，他的第二任年纪与我同龄的妻子六神无主，求助大姐想方设法把丈夫眷给保释出来。大姐竭尽全力找到市里最好的律师替王厂长辩护，使他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户口搞定后，大姐利用一次同学聚会的机会找王厂长谈起我的工作问题，求厂长用一只眼睛看着一下，王厂长问大姐：他能干什么，大姐说，他原来在单位是干电工的。王厂长马上说，那么到我这里来，同样干电工吧。大姐说起我的工作安排，把她与别人打交道的情景描述得绘声绘色，不断地重复已经说过多遍的一些话。大姐是我的命运的主宰，我不得不忍受她的一种带有显示和炫耀的罗嗦。
谈话结束，大姐骑自行车回家，我最后一次骑三轮车回城南单位职工宿舍。
与大姐道别时，我长叹了一口气，对大姐说道：我踩三轮车将成为一种历史。
大姐一笑，嘱咐我到新单位后，一定要好好干，王厂长绝对不会亏待你！
原单位已经垮了，偌大的厂房厂地成了一种空洞的废墟。单位的职工各自自谋生路。分给我住的宿舍，我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反正单位没人管了。宿舍距城东金属压延厂有五公里路，大姐通知我国庆后去新单位上班的第二天，我把三轮车与人换了一辆自行车作为上班代步的工具，一心一意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1991年10月1日，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骑着自行车到城东金属压延厂门口往里瞄了几眼，骑车围着整个城市转了一天。
8日早上8时，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城东金属压延厂厂门前，翻身下了自行车，推着车子走进了单位。把自行车停在门房处，门房谭师傅象哨兵一样盘问我：你找谁？
我给他敬了一支烟，带着满脸恭维的笑容对他说，我找王厂长，请问厂长办公室怎么走？
谭师傅说厂长还没到……见门房满脸狐疑的神色，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新来报到上班的，请多关照。
单位保卫科江科长来到了门房，谭师傅为我们作了介绍，我掏出香烟给江科长敬烟，军人出身江科长谢绝了，他没有抽烟的嗜好。我把抽出来的这支烟又递给了谭师傅。一天至少两包劣质烟的谭师傅喜笑颜开，露出了满嘴的黄牙，连声说有、有、有，说着把我敬给他的第二支烟别到了耳朵上。
去公厕方便了一下，再回到门房，谭师傅告诉我，厂长来了，你快去吧。
城东金属压延厂是一个从事铝材半成品加工企业。厂里一个用柴油作燃料的铝材熔炼炉一旦点火，直耸云霄的烟囱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附近的居民不堪忍受烟尘的污染，曾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该厂应该搬迁到偏僻的郊区，但是搬迁工程庞大，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上面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拍板说搬迁。
我进厂工作不久，单位又上马一条铜材半成品生产流水线。作为电工，我每日和单位四五位同事一道，给新车间铺设配电线路。单位电工班有八名工作人员，四人为单位在编的正式职工，两人为拿固定工资的临时工。还有两人为来自四川的打工仔，专门在电工班扛电缆，干些正式工不愿干的粗活。
单位每月分发劳保用品，一些通过各种关系进厂的临时工只能享受正式工一半的待遇（某些特殊工种除外），外地来的打工仔享受的待遇则比临时工还要低一等。临时工有的拿固定工资，有的拿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不存在奖金分配。重大节假日，单位给正式工发节日费，发节日物质，临时工得到的，微乎其微。
在原单位混了几年电工，只是挂了一个电工的名，很多电工的操作技能，我是一问三不知。31岁的人了，来到新单位干电工，我还得从头学起。我每天干的活比单位两个临时工少之又少，但我比他们获取的多之又多。
电工班的领头人是一位50岁出头的电器工程师。另两名青年电工和两名临时电工都是工程师带出来的徒弟。电工称工程师为师傅。
师傅姓杜，厂长把我领到电工房里，把我介绍给工程师，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杜师傅。混了一段时间，我入乡随俗，见面和有事要与会杜师傅打招呼，我也省去了一个杜字，直接对他称师傅，以示我对他的臣服。
两位师兄和师傅一样，直接称呼我为小羊。两位临时电工起初称我为羊师傅，后来他们发现我没有师傅的架子和能耐，也直接称呼我为小羊。两名四川来的打工仔自始至终称呼我为羊师傅，我比他们年长一大截，年长自有威仪，他们不会不尊敬我。而且我从来不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偶尔感到手头紧张甚至有时没钱吃饭了，求助于我，我是有求必应，自然赢得了他们对我的敬重。
两位正式工师兄与我一样，都是有一点来头的。
一位王姓师兄是厂长的嫡亲侄儿子，为人老实，工作踏实，从不以自己是厂长的侄儿自居而目空一切，这是很少见的。
另一个张姓师兄的爱人的姐夫是厂长的中学同学，为人比较厉害，心肠有点狠毒。初来乍到，为了与他搞好关系，平时打麻将三差一或者玩扑克斗地主二差一，他叫我陪他们玩玩，我从不扫他的兴，有叫必到。
一次陪张师兄躲在配电房里用扑克玩斗地主的赌博游戏，他竟然趁我这个“地主”外出小解的机会，与另一个钳工老伙计互相换牌，一局使我输掉了数十块钱。吃亏是福。我走南闯北，什么世面没有见过？他们用这种最低劣的手段欺负我一个新来的，我心中有数，今后再与张师兄在一起打麻将，斗地主，我把他盯得死死的，让他知道我不是一个糊涂虫。
有一天，王厂长做痔疮手术住进了医院，我从王师兄嘴里知道这个消息，赶紧向大姐通报。我进企业当电工的事，完全是大姐一手操办的，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王厂长表示感谢。他割痔疮住进了医院，我想我应该趁此机会买点礼物去医院看看厂长。
我不善于与领导直接打交道，要求大姐陪我一起去医院看望，她欣然应允，建议我该买些什么礼物。
这天晚上我拎着礼物和大姐一道走进病房，王厂长见了，批评我不该买这些东西，他说，我跟你大姐是什么关系你不是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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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习惯这样客套的场合，老老实实地憨笑。
末了，王厂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进来凭关系，发展全靠你自己努力！
我点头连连称是！
大姐在旁边敲边鼓：还需厂长用一只眼睛看着一下。
审时度势，我在电工班里做的贡献再大，也不会发展到哪里云。更难以超过王张二位师兄。还是每天八小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业余从事写作，在文学方面求发展吧。
不久电工房老天牌杜师傅向厂长打报告，言称自己老了，不日即将退休，请求厂长在青年电工中选出正副两位班长主持电工房日常工作，他退居二线作参谋。结果张姓师兄任命为班长，王姓师兄任命为副班长。分别享受单位正副科级待遇。
1991年6月，我自考中文大专毕业，获得了一纸国家承认学历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大专毕业证书。某些自考生进考场想方设法作弊，我自考主要是证明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为当作家打基础，所以我自考从来没有作过弊。多数课程一考通过。少数课程考了两次通过。《政治经济学》我考了三次才过了关。什么地租、级差地租，什么价值、剩余价值，什么利润、平均利润，什么第一部类、第二部类，读起来枯燥无味。要不是这科拖了我的后腿，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段11科课程，我两年半可以毕业。想当年六妹考上了大学，家里大宴宾客以示祝贺，如今我默默无闻地自考，获得了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毕业证书，却无人喝彩，但我自己给自己喝彩，独自到影剧院看了一场电影。
招工进厂，我的学历填写的是大专，单位按有关规定给我按大专待遇发工资，没有提高我的职务，我仍然在电工班当电工。在电工班里，数我学历最高。
我1987年9月进原城南窗纱厂工作，月薪60元。下岗后，我在城关当人力车夫，平均每天能挣10元，累死累活一月只能挣300元。而我进了城东金属压延厂工作，底薪有600元，还有奖金和一些福利津贴发放。虽然我的人生起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但我仍然心情不爽。人比人，气死人。有的人生来就受人重视，一生鲜花掌声不断。有的人不管你怎么跳，不管你跳到哪里，就是没有人重视你、看得起你、敬畏着你。我属于后一种情况。
在农村，我生活了27年，默默无闻，没人能看得起我，我暗自发愤，终于跳到了城南窗纱厂当电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我又进入了默默无闻的境地，没人能重视我。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我又跳到了城东金属压延厂，人又往上跳了一大步，同样很快融入到默默无闻的人群里。
单位一位副厂长也是大姐的中学同学，有一天副厂长向一把手王厂长提议，调我到供销科工作。王厂长给我作了一个“人太老实”的评价，致使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升官发财的机遇与我失之交臂。
企业单位的肥缺，都是市里头面人物安插进来的关系户，什么税务局、供电局，各大银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小侄子兴子。我的后台，只是一个内科医生，对单位用处不大，凭着大姐同学关系的薄面，给小弟安排一个电工职位，很对得起我了。
我进了单位，要想再有什么发展，晋升管理阶层，朝中无人提拔，一切靠自己努力进取。从大姐那里听到王厂长对我作出“人太老实”的评价，我心里非常不服气！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