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萌芽
其实，追根溯源，我应该姓黄。不是皇帝的皇，而是黄绿灯的黄。我爷爷姓黄，青春年少时入赘羊家当了倒插门女婿。羊家是大地主。爷爷在奶奶家拜堂成亲后，就改了羊姓。
奶奶家有多么富有，我没有概念。只知道爷爷好赌，且十赌九输。输光了银子，爷爷就抵押奶奶家的房地产继续豪赌。
新中国成立那年，家里的房地产几乎都被爷爷输光了，最后政府给我们家里定了个富裕中农成分。
我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因为爷爷奶奶一连生养了五个女儿，才生了我的父亲羊良骥。父亲排行老幺，我在家里也是独种宝儿子，上有四个姐姐，下有一个小妹。我排行倒数老二，爷爷奶奶等不及抱我这个两代单传的男丁，先后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也随奶奶姓羊，传递羊家的香火。
我不知道爷爷奶奶的模样。我并不鄙视爷爷到奶奶家吃软饭。能吃一辈子软饭且儿孙满堂，也是爷爷的本事。我更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会看上我的爷爷？奶奶是不是长得很丑呢？每每见到我的五个姑妈一个比一个长得慈眉善目，奶奶即使长得丑，也不会丑到哪里去。
爷爷奶奶就我父亲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视为心肝宝贝，很小把父亲送到私塾先生家里读四书五经。
小日本打进来了，父亲辍了学。有一天，父亲在河边放牛，遇到日本鬼子抓夫，父亲被捉，给日本人当挑夫，被编入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父亲在伪军里一直干着伙夫的行当。1945年，小日本无条件投降，伪军部队自行解散，父亲返回家乡，中途被国民党兵拦住，又被收编为国民党的兵。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父亲照样当伙夫。
有一天，父亲外出采购返回部队，走到半路上，发现部队正在紧急集合，将要开拨到新的营地，一直想开小差的父亲趁机躲了起来，没有归队。等部队开走了，父亲向附近老乡讨要了一套破旧的衣服，装扮成难民返回了故乡。
我曾经问过军人父亲，开过枪杀过人没有？父亲说，他所在的部队很少打仗。而父亲又是后勤兵，压根儿没有机会开枪杀人。在几年的军旅生涯里，部队总是不断地开拨和安营扎寨，有时候一天急行军近百里，东奔西走，全国各地差不多跑遍了。
我曾经在一篇散文的开篇第一句这样写道：我的父亲是逃兵。
父亲之所以当逃兵，是不愿意充当内战的炮灰。这是我想象的，可能真实原因还是贪生怕死。
后父亲早年的私塾也没有白读，自新中国成立，父亲一直在农村从事脑力劳动，是个脱离田间劳动的脱产农民。农村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不多，父亲在生产队年年当会计或者当出纳或者当队屋仓库保管员。直至农村改革，搞联产承包，实行生产责任制，年近六旬的父亲才解甲归田干农活。
父亲一生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开了花没有结果。父亲结婚不久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去当了兵，几经周折父亲逃回家乡，老婆却跟一个生意人私奔了。父亲没有去岳家吵闹，因为岳家与父亲沾亲。岳家自觉理亏，找人出面调停，给了父亲一定的经济补偿，此事不了了之。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干活麻利会算计过日子却不识字的女人。
父亲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当出纳当记工员当队屋仓库保管员之外，还掌管着生产队唯一的一只用小木盒锁着有只鸡不断点头啄米的小闹钟。
整只闹钟被木盒包围着，钟面露在外面，供人看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时农民的作息时间。人民公社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生产队的农民出工收工，都得听从父亲敲响的钟声的号令行事。为了照顾耳背的人听不到钟声，队屋右侧还树立一根旗杆，旗杆上顶部绑有滑轮，滑轮上挂着可供升降的绳索，绳索上绑着一面红旗。
父亲在生产队的另一个角色还是护旗手，升旗手，降旗手。旗手父亲每天起早贪黑，比生产队其他劳动力，早出工，晚收工。
父亲每天早上提前一刻钟赶到队屋，打开屋门。到了早上上工的时间，首先升起红旗，在红旗迎风招展的同时，敲响了旗杆旁的屋檐下挂着的一口大铜钟。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父亲又降下红旗，敲响大铜钟。下午上工，依然升旗敲钟；傍晚收工，降旗敲钟。
小时候的夏天，我常常一丝不挂赤条条的被父亲带到队屋里玩耍，队屋成了我的幼儿园。有时候走慢了，父亲像赶猪赶羊一样，弯腰拍打我的光腚一巴掌，我一路飞快地向队屋跑去。父亲整天忙着队屋里的杂活，根本没有时间看管我。
早上父亲分发农具给各位劳动力，太阳出来了翻晒队屋禾场暴晒的谷子，豆子，棉花。天黑收工前，父亲组织在队屋大本营上工的老弱妇残劳动力将未干的谷物拢堆，盖上防露水防雨水的帆布，以便次日继续晾晒。晒干了的粮食，装袋归仓。
孩提时代的我，在队屋里，如同鸡呀，猫呀，狗呀，一天到晚乱窜。我有时候光腚挺着小鸡鸡，背着手，在一个足球场般大的禾场上昂首阔步，被乡亲们喊为“羊公子”。很多时候，我泡在队屋修理间里，看林成孝叔叔用烙铁粘锡焊农具。我跨下杵着的小鸡鸡，常常成为林成孝叔叔的玩物。
林成孝叔叔用一根一米多长的铁丝的一头弯成一个圆圈圈，如同电影《地雷战》里日本鬼子使用的探雷器。林成孝叔叔就趁我不注意，拿起铁丝圈像探雷那样套套我的小鸡鸡。我见有东西向我底下探过来，立即跳开，林成孝叔叔见状哈哈大笑。
小时候，怎么称呼别人，我总是犯迷糊。我爷爷的兄弟姐妹有很多，曾爷爷的兄弟姐妹也不少。我的父亲、爷爷和曾爷爷的排行都是老幺，我是倒数排行老二，我的辈份在家族很高。与我父亲一般年纪的男人跟我是平辈人士，我喊成叔叔。爷爷好赌成性，但为人豪爽，仗义疏财。谁有困难求助于爷爷，他是有求必应，慷奶奶家财之慨，救济亲友乡邻。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知道爷爷的侠肝义胆。
爷爷本名叫黄殿凤，入赘奶奶家改名成了羊殿凤，被人笑为羊癫风。爷爷的侠义因羊癫风的笑谈更是名扬四海。父亲在生产队当会计，也经常接济一时有难处之人。很多与我们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父亲恭恭敬敬。有的是受过我爷爷的恩惠，对我们一家一直感恩戴德。一些年纪与我父亲不相上下的男男女女，管父亲叫叔。有一位大哥哥的大儿子与我四姐一般年纪，后来成为了我的四姐夫，从此大哥哥升级成了四姐的公公，与我父亲称兄道弟，乱了辈份。由于没有血缘关系，这种乡亲的辈份因儿女亲家而拉平。
生产队的队屋每夜有两个人看守。队屋是整个生产队最豪华的建筑，青砖绿瓦，雕梁画栋，如寺庙的大雄宝殿那般雄伟壮观。队屋坐北面南，呈凹型结构。两边凸出的分别为东房、西房，中间凹的地方是正屋。东房是农机修理间，西房是仓库，放着农药、化肥、种子。西房隔了一堵墙，前面五六个平房放了一张桌，一张床，是供值班看守队屋的农民睡觉的地方。墙那边是堆放农资用品的仓库。这堵墙开了一个门，门上有锁，钥匙由我父亲掌管。
父亲掌管着队屋值班室的钥匙。每天晚上，父亲把队屋的钥匙交给我和六妹去叫人守队屋。夜晚我拿着手电筒，带着六妹，按父亲的吩咐，去通知人家守队屋，每次叫上相邻的两户人家任意指派一人到队屋值班室睡觉。在队屋值班室里睡上一夜，可记5分工。当时一个壮劳动力劳动一天，记10分。轮到某户出人守队屋，都乐意去队屋里睡上一觉。第二天天亮了，守队屋的人把钥匙交给父亲。
晚上父亲要我去喊人家守队屋，我一个人走夜路害怕，叫上六妹作伴，陪我一起去。生产队的人家沿着一条南北向的名叫解放沟的渠道而居，从南到北有一公里多路。轮到某两户的劳动力守队屋了，父亲会教我们兄妹进了乡亲的家门，皆如何如何称呼。我这人野性大，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把父亲的交待当耳边风。进了家门，见到与父亲一般年纪的男人，我叫某某哥，对他说，
今夜轮到你守队屋了。然后把钥匙交给他。头几次喊人，我喊对了。他们跟我是平辈。
有一次，我照样将一位老男人喊哥，被他老婆一声大吼：谁叫你这么喊的？要叫伯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被我叫哥的老男人嘿嘿直笑，摸着我的头，接过了队屋值班室的钥匙。六妹回家告了状，说我叫人家哥哥，被人骂了。父亲也嘿嘿一笑说，蠢东西，教都教不乖，出门不是告诉了你，要喊人家伯伯吗？
这是我8岁那年发生的趣事。文化大革命已经发生了2年。
我读小学很淘气。一年暑假里，我首先剃了一个光头，然后鼓动两位同龄伙伴也剃光头。他们真剃了。受我们三个光头的影响，全生产队所有的男孩子先后剃了和尚头。有一位比我小三岁的男孩子孝仁剃了光头，格外的丑。孝仁的一个与我一年出生的姐姐梅香还对我怨恨不已。如今这位小伙子出息了，在县公安局当警察，有一定权势，是几级警官我不大清楚。反正没有犯过事，没有与他深交。他有三个姐姐，我后来暗恋上了他的三姐荷香，他差点儿成了我的兴子。最终我捅开窗户说亮话，对荷香说我爱她，结果她不再理我，不与我说话。
作为少年，耳濡目染了一些鸡呀鸭呀狗呀猫呀的寻欢作乐嘲，虽然常常冲动，但作为由动物原始人进化到文明人的与生俱来的羞涩和廉耻基因使我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还不敢象阿q那样赤裸裸地对异性说，吴妈，我想和你困觉。冲动越来越强烈的青春期，我想方设法吸引同龄女孩子的注意，要么把作文写好或者在其它方面胜人一筹，使她们欣赏我；要么施以小恩小惠，讨好她们；要么使用各种恶作剧戏弄她们，甚至恐吓她们。
记得读小学五年级那年，班上重新安排了座位。我与一位牺牲了父亲的老实巴交男同学同座。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杨贤贵。杨贤贵的父亲在一次水利建设工程中，被爆破作业从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砸伤不治，光荣牺牲。那时的课桌和板凳连在一起。前排课桌板凳坐着两位女同学。坐在杨贤贵正前方的女生长得很漂亮，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她是班里的文娱委员，叫张伏美。
我经常在课堂上，用右脚挑起坐在右边的杨贤贵的左脚，去踢张伏美的屁股。张伏美回头看见后落下的杨贤贵左脚，狠狠地瞪他一眼。受了冤屈的杨贤贵马上辩解说，不是我。张伏美继而狠狠地瞪我一眼，嗔怪中，没有敌意，相反透露出了一种少女特有的温柔与妩媚。把戏不可久玩，过一段时间，我故伎重演一次，逗张伏美穷开心，直到小学毕业。
升读初中，学校未变，教室换了，坐在我周围的同学也换了。前桌靠窗的一位女同学叫陈月娥，她有个恶习，喜欢吐口水，每天放学，她的座位下面有一大摊泡沫水。值日打扫教室做清洁同学，很厌恶陈月娥。那时候，我有了强烈的幻想，幻想自己的肉根能无限延伸，像孙悟空的那根降妖伏魔的如意金箍棒那样，伸缩自如，要大就大，想型小。且伸出去后具有隐身功能，像隐型战机一样，悄悄侵入他国领空，而不被雷达发现。我也讨厌陈月娥的不断地吐涎水的嘴巴，但我很向往她的两腿之间。那时候，我从一所公共厕所的墙壁上看到一首写得歪歪扭扭的打油诗，一下子就记住了。
离地三尺一条沟，
一年四季水长流，
不见牛儿来喝水，
只见和尚来洗头。
我没有见过陈月娥的那条流水沟，但我在上课时幻想，我的肉根像章鱼的须悄悄伸出来，然后转弯一头钻进她那流水沟里，尽情洗掉我的龟沟膏状物。班上有许多漂亮的女同学，包括我喜欢的张伏美，我没有进入的幻想，唯独想探入陈月娥，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想来，可能是班上的人都讨厌爱吐口水的陈月娥，从而好欺负她吧。
虽然我还没有像贾宝玉与袭人那样初试云雨情，但我不知是什么时候，无师自通地体验到了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感。有一次期中考试，我数学没有考数，心里很焦虑，我双手扒在课桌上，把头埋在两手之间，两条小腿在课桌底下交错，用腿跟部两侧的大腿使劲夹紧肉根，揉搓肉根，渐渐地，肉根硬得像一根棍子，再紧夹一次，一股热流从体内喷射而出，顿感轻松畅快。下课立即去厕所小便。那时候，早已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要么开门办学，要么就是“要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要么跟着搞各种各样的运动，学校没有上过青春期的生理卫生课程，不知道这就是打飞机。看来，人世间的有些知识可有可无，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能，也会促使人们无师自通地解决一些问题和困惑。
学校每天午睡。午睡铃一响，同学们应声倒下，睡在各自的课桌和板凳上。同学们身材不高，课桌和板凳有一米多长，躺在上面，躬身缩腿，免强当床。桌面宽，板凳窄，睡桌面舒服些。同桌同学，轮流睡桌面和板凳。
有一天午睡，陈月娥和我轮到睡课桌下的长板凳。睡着睡着，我的肉根不由自主地硬了起来。睁开眼睛，我看见前桌板凳上侧身而睡的陈月娥面向着我，也没有睡着。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掏出了肉根，向陈月娥抖了几抖，她立即紧闭了双眼，翻身将背对着我而睡。我将肉根缩回到了裤裆里，对她没有一丝犯罪感。如果被她告发或者其他人举报，算是流氓罪吧。
后来，一位叫杨大军的男同学经常望着我发笑，而又不说什么，那种眼光使我内心发毛，无地自容。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原来，那天午睡，我昙花一现的献宝行为被杨大军偶然看见。我不知杨大军告诉班主任和其他同学没有？反正我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批评和指责，除了杨大军经常对我发笑。班主任叫刑典玉，个子高高的，曾经是我的偶像。刑老师是我的大姐的县城一中老三届的同班同学，也许我的行为被杨大军报告给了她，但被她压了下来，叫他不要再告诉其它同学。
我心里一直有一种阴影，害怕见到杨大军，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不住的人事情。杨大军没有以此要挟我什么，除了见我怪怪地笑。直到后来杨大军参军当兵提了干，我的羞耻心慢慢淡薄。